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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中国反烟第一人 两三年内把夺烟风刮遍全国

日期:2021-10-06 17:15

  对线岁,河南洛阳市新安县人。小学五年级毕业生,后自学进修拿到中师毕业证。没有工作,没有收入,家庭靠借债度日,却一心反烟。

  从2001年11月起,巡回全国反烟四年至今。多年来依靠铁路部门免票及各地卫生部门提供帮助,以免费发送资料、劝戒等形式宣传他的“反烟理念”,其夺烟方式产生争议。有人以之为怪,有人报以盛赞,其被称为“中国反烟第一人”。

  今年5月23日,张跃(右一)在南京新街口进行反烟宣传,他表示接下来将走遍二三百个中小城市。余萍摄

  [旁白与“中国反烟第一人”的对线日下午进行。当记者拨通了黑龙江鸡西街头的公用电话,张跃按约定在那边等候,这样他就不会产生通话费用。而他的住所没有固定电话,平时也舍不得拨打手机。这次通话的效果并不好,中间夹杂着人喧车鸣。对话临近尾声,由于其占机时间过长,电话被摊主强行挂断。不得已,我们用短信完成了最后的采访。]

  张跃:我现在在黑龙江的鸡西。昨天从牡丹江过来,明天还在这里一天,后天到七台河,地级市我一般待两天。八、九月份我在东北一共要走八、九个城市。

  张跃:我主要是向抽烟者发送我的反烟名片和一整套反烟材料,取下他嘴里抽着的烟。

  张跃:最不好的是瞪个眼睛,用手抓住我,说“你干什么,把烟还给我”。我就把名片和材料递上去,好好说明我的身份。绝大多数的都会笑笑,都会接受。

  张跃:有人会说:“我不戒烟!”一看这种情况,和他也讲不清楚,我就把烟还给他。一些人还对我说一直就想戒烟,碰到我了,那至少一天不抽烟了。最不好的反应只是在延安、北京、上海各遇到一次。

  张跃: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前年12月在北京。饭馆里有个公交车司机饭后点起一支烟,我就劝他。他没有做什么,但旁边的一个人忽地站起来,拿一个空碗在我脸上蹭了一下,说“就要抽,怎么啦?你管得着吗?”我当时一看,就不说话了,旁边的人把我们劝开了。到现在为止,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,因为很疲劳,那次去吃饭时名片材料都没有带。

  张跃:这是刚开始了。有一次在车上,别人拿出一盒烟,说一直想戒却没有办法。我拿过来一把给他捏碎了,然后和他说,这就是戒烟的办法。不过这烟是他的私人财产,我说不仅要赔偿,还要加倍,13块钱的烟,我赔了他26块钱。有时候在车上,我揉掉别人一支烟,就给他们一块钱。这也是反烟的一种方式。

  张跃:这是刚开始嘛,后来我发现有人利用我这个心理,我就不这么做了。那一段时间,由于我个人这种性格,兴之所至,我花了800多块钱揉烟。

  张跃:这是最大的一笔赞助,是上海一个企业家给的。他属于那种对吸烟行为深恶痛绝的人。用这笔钱,我才买了部手机,去了一趟西藏、香港进行反烟,要不然以我的经济没法做。我有一个记录本,记下了所有赞助我的人的姓名和金额,从几块钱到一万块都有。

  张跃:现在全国各地加上国外支持反烟行动的个人和单位数量已达到600,金额总数有3万多。

  张跃:我不能拍这个广告。第一,我了解到,没有一种戒烟产品能把所有的人的烟戒掉;第二,我拍了广告后行为就商业化了。铁路部门解决我的交通,卫生部门和大家都支持我,就是因为夺烟举动体现我存在的社会价值,如果我拍广告了,味道就变了。

  张跃:每个阶段我都会有计划,今年四月起我在湖北、福建、江西、江苏,现在,我开始了这一阶段的“东北计划”。

  张跃:可以这样说,从小时候起我的脑子里就有这么一个简单的意识:烟,不是一种好东西。吸得呛,让人难受的东西有什么好的。

  张跃:1988年我26岁的妹妹得了个脑瘤,去世了。这个对我的打击非常大。也许是天生的个性,发生什么事情老是在脑袋里悬着。有一次我在《参考消息》上看到消息,说英国有研究部门得出结论,父母吸烟者子女易患白血病、脑瘤、淋巴癌。看到后我很震惊,对烟的反感更加强烈。

  张跃:我一生只尝过一口烟,那还是我19岁在生产队做会计的时候。抽了后,我呛得非常难受,更坚定了抽烟不好的信念。

  张跃:我想,我家里这么多人由于我都把烟戒了,在社会上我能不能劝别人?刚开始没有人能接受,人们说我是神经病。从1996年开始,我把报纸上一些说吸烟有害的材料复印下来,随身带着劝别人,效果好多了,材料大家也比较爱看。

  张跃:1998年的时候,我开始在印刷厂印材料,印一次最少三千份,多的话五六千份。为了引起他们注意,我就印制了反烟名片。上面写:中国反烟人———张跃。《中国保健》杂志采访我以后以“中国第一反烟人张跃”为标题写了一个报道。这样,我就有了个新称呼。

  张跃:做了这些后,我觉得我的意思还没有得到完全表达,后来在2001年5月份,我在《中国保健》上发表了《反烟宣言》。这时候我觉得,应该具备了走向全社会的条件。

  张跃:鸡西是我到的第124个大中城市。这次东北行结束以后,数量将达到130.现在省会城市已经做完,就剩下台湾。包括香港、澳门都去过了。我到澳门,澳门戒烟保健总会还聘请我为名誉顾问。第二类我做中小城市,这就有好几百个。我估计做完二三百个城市还要两三年,现在我的数度放快了。大城市一般是五天,小城市一般是二到三天。

  张跃:主要是反烟名片,每次我会带20到30盒。材料我会带上一些,每到一处我到相关的卫生部门复印,印多少我就发多少。

  张跃:铁路也给我支持呀,一般十个列车长,最少有八个支持我这个事情,让我坐车。有一些还会让我坐卧铺,请我吃饭。这就是社会美好的一面,我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。

  张跃:有时候几块钱,家里宽裕些就带上几十块钱,这次我就带了50块。有时候他们解决得多一些,我可以剩下一些用来周转。

  张跃:我的食宿问题各地的卫生部门也会帮助解决,比如在黑龙江,佳木斯、绥化、牡丹江、鸡西这四个地方。

  张跃:刚开始每个地方只解决30、50元,后来100、200元的也有一些。这次鸡西卫生部门就给我解决了100块钱,只有昨天在牡丹江一分钱也没有解决,所以昨天早上吃完饭到今天早上我才吃上饭。我手上只有六块钱,不敢花。苦是会受一些,但我不能让身体受到太大影响,一天不吃饭可以,两三天不吃饭就不大好。

  张跃:“吸烟有害健康”这句话大家都说滥了,我使用新的语言和论点,比如吸烟是一种降低生命质量的行为。最近我有了新思路:人类的垃圾行为———吸烟。

  新京报:有报道称,你趁人不备夺烟,容易造成对方紧张,动机虽好但做法并不妥当。

  张跃:有报道说是“夺烟”,实际上我经过长期的社会观察,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把他的烟拿掉,什么情况不能拿,我会把握一个度。事实证明,没有人因为我的反烟而告我,我没给别人造成伤害。

  新京报:在网上有一个关于你这种做法的投票,有近2000人参与。结果显示,支持你的人有34.0%,反对你的达到59.0%,你怎样看待这个结果?

  张跃:他们对“夺烟”缺乏真实的了解,很多人都从强制、暴力方面去理解,实际上我是很温和的。这个调查结果很正常,因为他们了解的层面比较浅,缺乏对客观事实的深入了解就作出了判断。

  张跃:没有一个事情是谁一下子就可以做到的,什么事情都需要一个开始。我可以扛起这个旗,带一个头,带动的肯定是社会。

  张跃:我做过小学教师,卖过蝴蝶标本,炒过股,到开始反烟,就找到了我愿意一直做下去的一件事情。

  张跃: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。大孩子是大学三年级,小孩子是高中三年级。现在欠五万多块钱吧。是家庭生活和反烟欠下的,可不光是因为反烟,有些媒体说我因为反烟负债累累,实际上我家里生活也有开销。

  新京报:那你怎样看待你作为一个父亲、一个丈夫的责任?你觉得你的家庭成不成功?

  张跃:我做这样一个社会性的事情,肯定会损害一些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。我的家庭也不是不成功,如果说孩子学上不成了,那就是家庭受到影响了。我这个事情也在发展,以后我的经济方面出现转机,有了保障的话,费用就给他解决了。

  张跃:大多数都不理解吧。他们看不到事情的全面,比如我父亲,就看不到我这样做的结局是怎样的。

  新京报: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,这么长时间内,你有没有过灰心气馁,想要放弃的时候?

  张跃:这不符合我的性格,我没有这样想过。这个活动已经产生了社会成果,我的想法正一步步实现。

  张跃:套用一句话来说吧,生命不息,反烟不止。现在我45岁,再做上10年8年没有问题。

  张跃: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思考,都有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。我牺牲了一些家庭利益,就是为了坚决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垃圾行为。

  张跃:反烟是我的思考,我的抉择。如果它有这么多好处,世界上想图名图利的人多的是,那他们来学我好了。